“知识永远是需要的”:鲁迅“北平五讲”的台前幕后

1932年11月9日夜,已在上海定居五年的鲁迅,突然接到北平来电,电文中有云“母病速归”。11月11日晨,鲁迅乘火车赶赴北平,两天后即抵达,“见母亲已稍愈”,可谓虚惊一场。之后数日,鲁迅为其母延请医士,接连数次登门诊治。

11月22日,鲁迅与台静农“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次往辅仁大学演讲四十分钟”。从此次讲演开始,鲁迅此行接续共计在北平各大学讲演五次,被后世研究者习称为“北平五讲”。

继首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之后,当天鲁迅又至辅仁大学作《今春的两种感想》讲演;11月24日赴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作《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演,11月27日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再论第三种人》,次日在中国大学(学院)讲演《文艺与武力》之后,晚间即乘火车离开北平;前边四场讲演,《世界日报》均有报道与讲演内容摘要的刊发,为鲁迅这次短暂的北平之行留下了可资后世集中考索的珍贵文献。

“北平五讲”乃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北平开展讲演系列活动,无论于其个人生涯而言,还是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自然都有着极其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力。

“北平五讲”当年盛况空前绝后,各界反响热烈之状,散见于八十余年前的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之上,当时乃至后世的读者,都应当可以据此管窥一二。不过,鲁迅生前并未将这五次讲演的内容悉数纳入其自选集中,后世所编各版《鲁迅全集》也没有全部收录。

在此,谨选取“北平五讲”中现存历史信息最为精详的鲁迅在师大的第四场讲演,通过目前已知的最佳版本的历史文献,并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珍贵史料加以整合与考述;在此基础之上,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一起去感知与观摩那些台前幕后的历史细节。

观众爆满,讲演临时改为露天举行

事实上,“北平五讲”的第一至第四场讲演的基本内容,《世界日报》均有现场记录得较为完整的报道,其中尤以第四场在师大的讲演内容篇幅最为可观,且看报道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二时,师大文艺研究社请鲁迅在该校风雨操场讲演,一时前后,会场中即已十分拥挤,鲁于一点三刻到场,届时开讲,未及三分钟,因后来者愈挤愈多,无可插足,纷纷声请改为露天演讲,当即群赴该校大操场,团团围集,众约二千余人,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缘最近上海出版之《文化日报》曾登载鲁迅《论“第三种人”》一篇,对于文艺阶级性,有所主张;兹录其演词大意如左: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

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学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的,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不过这话是不对的,就说是一面“镜子”吧,它所照出的,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观察,也是一副眼镜,他怎能超阶级呢。

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对于将来才有价值,他的文学,到现在还有价值。不过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的时候,为了将来,那末,他离开了现实,到了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要写东西,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这也是不确实的,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可以决定作家,不是批评家可以生杀予夺了的。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来。

因为作品懂得人愈多,力量就愈大,价值就愈高,艺术作品普遍的,须要大众化的,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许多的资产阶级,不当摇摆于高潮中,当与群众接近,要不怕衣裳的沾污,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甚么办法也阻碍不住的。

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知识灭亡的事情,决没有这种道理。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时候(四十年前),所谓知识者,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祖父抬头几个字,以后祭祖应该怎样设置——摆几个碗,几个碟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所谓知识者——就是外国留学的先生们,讲孔子的经济学,回国讲罗素杜威学(胡适等标榜的主义),他们最漂亮,最阔绰,他们可以坐汽车,也可住洋房(坐汽车的事,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是诸位的盛意),但是,这能否长久,实属问题,恐怕也要灭亡的。将来的知识者,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个人,他们在现在,把握住实际问题,来求自己的艺术,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夭亡,到不如说,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毕,多数群众,更争相紧随,拥入休息室,有询以何时返沪者,则答以最近日内;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则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又有问“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觉怎样”,则答曰“现在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极灵敏,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无碍”,听者莫不大笑云。

“着青布大褂,登青面胶皮运动鞋”鲁迅混搭登场

值得注意的是,当现场听(观)众中对鲁迅“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鲁迅却这样回答道,“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以鲁迅的品格性情而言,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恐怕并不是随口调侃而已,而是当时确有某种并不欢迎其赴北平讲演的流言传闻之类,方才在应答热情听(观)众之际,对此捎带有所回应。

就在鲁迅此次来平逗留的最后一天(11月28日)当天,《实报》刊发了一篇带有“综述”性质的新闻报道,简要概括了鲁迅在师大讲演的现场情状,其中提及:

讲毕后多数群众争相紧随,情形狂热,为从来所未有。鲁迅着青布大褂,戴油垢呢帽,登青面胶皮运动鞋,面貌清癯,须发已苍白,而神采奕奕,被拥于人丛中,与一般皮鞋西服之男女青年,相映成趣。休息室小住,人众竟将休息室塞满,水泄不通,纷纷争挤向前,极欲一亲睹欬为快……

后出室留影,即被人众围于廊际,倚于墙壁,剌剌不休,争亲谈唾,三数密斯,自其身后以瞻此新文艺巨头之风采,而其饰貌如穷酸学究,此其所以为鲁迅欤也。

上述200余字的报道摘录(原文500字),刊印在每日仅有四个版面的《实报》头版之上,文字描述相当细致精微、“现场感”十足,亦有着可圈可点的史料价值。据考,创办时间比《世界日报》稍晚,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的小型报纸《实报》,读者群体更为广泛,在北平市内的影响力与传播率之高,也并不亚于《世界日报》。该报以基层民众为主要对象,采取“小报大办”的方针,对稿件进行精编、浓缩,版面编排也生动活泼,受到读者欢迎,单日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一度居华北各报之首。

此外,邀请鲁迅赴师大讲演还有一段“小插曲”。话说曾于1932年11月27日上午(鲁迅讲演为当天下午)亲访、邀请鲁迅的师范大学学生三代表之一潘炳皋(另外两位是张松如、王志之),在四天之后即刻写成的《鲁迅先生访问记》一文中,曾约略道出了一些其中原委与隐情。原来,在既无师友确切指引,更无“介绍信”与“邀请函”的情况下,潘炳皋三人约定一起登门请求,“决定要冒险去叩先生之门”了。为了找寻鲁迅来平后的确切住处,三人几经周折,凭着模糊的记忆,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不断寻找,几乎是挨家挨户叩门询问,终于“走出胡同来,凭着洋车夫的指导,才在西口路北第二个门叩着了”。

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鲁迅家中,潘炳皋等人即刻代表师大青年学子,表达了切盼鲁迅亲临校中讲演的热诚之意,还不失时机地谈及不少感兴趣的,关涉文化、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热门话题。当时在场师大学生三代表之一的张松如,也在此次面见鲁迅三天之后,写成一篇《鲁迅访问记》,对此番前往邀约也有较为详实的记述。

一张“出镜率”颇高的鲁迅标准像

当天,鲁迅站在北师大操场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讲演的情形,即刻就被现场听(观)众拍摄了下来;这一场景,后来亦有多人曾在忆述中提到,而后世读者对此次讲演的初步接触,大多也都是从这一场景开始的。

1933年2月,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有一页铜版插图,题为《鲁迅在北平》。在这一页插图上,印有两张鲁迅在师大讲演时拍摄的现场照片,以及一张鲁迅讲演时的“速写像”;更为特别的是,在两张现场照片之间还印有一张《世界日报》报道的“剪报”,明确注有“世界日报所载之鲁迅演说辞”。

近五十年之后,时为1980年,当年《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对这一页杂志铜版插图,仍念念不忘,又将关涉其中的“掌故”点滴,付诸笔下,娓娓道来。在其所撰《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中,专列一章,为之这样写道:

在十二月中旬(1932年),有北京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照片的说明,一张是“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一张是“鲁迅在师大操场演讲”。剪报是一段登载在《世界日报》上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我得到这两张照片,非常高兴,肯定他们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当时还未见别的刊物发表。我于是把它们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现代》杂志的《文艺画报》中,三件占一页。

印制于插图版面上端的那一张《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的照片,即是前边提到的被现场听(观)众拍摄了下来的鲁迅站在北师大操场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讲演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平沪南北各地的报刊广泛采用。尤其是鲁迅逝世之后不久,在用于悼念其人的各类专刊专号上,这张照片的“出镜率”都颇高,堪称其“工作照”中的“标准像”之一。

譬如,1936年12月,北平《实报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悼念鲁迅专号”,即在内页插图中使用了这张照片,并加图注称“民廿二年间在师大操场讲演时摄(为鲁迅最后之来平留影)”。

两年之后,著名画家、艺术家陈烟桥即据这张照片为原型,创作了木刻版画《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时值中国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版画画面中,增添了战火密布与部队进军的远景,寓意着鲁迅精神鼓舞着全民族抗战。1939年11月15日,上海《良友》杂志第148期,刊发了这一幅木刻版画。

鲁迅自谦“不很好看 三十年前时还可以”

除了实拍照片、刊载图片与木刻版画等图像史料之外,在当年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还曾刊载过一篇以听(观)众身份撰写的现场观感记的文章,题为《看鲁迅讲演记》。其中提及:

讲演地点初在风雨操场,既然是风雨时操之场,当然谈不到听讲时有坐之凳了。于是便蜂拥蚁绕地抢找板凳。人来的愈多了,所以有从窗户入里的,有在较后的靠墙地方树长梯而立其上的……

鲁迅先生在欢声雷动中,被大家扶在台上,当文艺二字刚出口时,便有“请到操场讲”的哄叫声。那声音可怕,和市民大会捉到“汉奸”时喊“杀掉”一般……

“气量”我不知,“态度”沉寂,“年纪”确系“老头子”——据其本人云,不能再有四十几岁了——数月未理的二毛平头,丛小的胡子,黑而油抹的皮袍黑腿裤,陈嘉庚式的黑鞋——具体说来,面孔和我脑中的构想差不多;胡须的不修,身材的弱小,和衣服的不修边幅,到出我意料多矣了。

由风雨操场要迁到大操场时的过程中,大众出走的当儿,鲁先生曾站在讲台之一角,取出一枝香烟来燃吸……

讲完时,曾去师大学生自治会休息,和围住他的人随随便便谈话:问,“大家为瞻仰您的道范……”答,“不很好看,三十年前时还可以!”

上述这篇现场观感记亦有1500余字,且分两次连载,分别于1932年12月1日、2日连载于《世界日报》。可见,鲁迅在师大的讲演原定地点为室内的“风雨操场”,而非室外大操场。此文作者,提前两个小时到“风雨操场”候场,占据了讲演台下第一排的绝佳位置;可鲁迅刚上讲台,即被现场听(观)众要求挪至“大操场”进行讲演,当然懊恼不已。作者还把站在大操场一张桌子上的鲁迅与围绕着他的千余名听众,比喻成北京“南城的天坛圜丘”,由此也足可想见,当年讲演规模之浩大,听众之踊跃。

此外,作者还将近距离观察鲁迅的诸多细节,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诸如容仪、动作、讲话及讲演之后的送别情形,皆尽可能详尽地描述。这样的记录与描述,为后世读者充分了解鲁迅此次讲演实况,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信息,实在是颇为难得的“现场”史料。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