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为写一部有关中国植物志书方面的作品，得以系统地阅读了多部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的传记、自传及相关资料，了解了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一个不期然的发现，却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不少人除了是本专业学科的权威大家，在人文领域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仅以文学成就为例，有两个人就堪称不同凡响。
一个是胡先骕，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在植物学研究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他发现和命名的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轰动了国际植物学界。他家学渊源深厚，从小浸淫于古文化中，出入文史，十几岁时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与胡适一同赴美求学，二人交情甚笃，但文化价值理念不同。他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与吴宓等人一起，在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学衡》上，与主张用白话推翻文言、否定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胡适的“文学改良”之说展开论战。他尤其擅长古体诗词，享誉诗坛，作品被陈寅恪父亲陈三立评价为“意、理、气、格俱胜”。晚年将一生所作存留的400余首诗词，请钱锺书代为遴选编订后出版。钱锺书在胡先骕诗集的短跋中，称道其诗“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的确，从这些发表的作品看，其水准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纪念水杉发现而写的长诗《水杉歌》，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激赏，称赞其“富典实、美歌咏”，亲自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
还有一位，今天知道的人应该会更多一些。30年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发表享誉至今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不久，又推出了《生命之树常青》，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创建者蔡希陶。20世纪30年代，蔡希陶也是胡先骕担任负责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成员，在植物学研究之外，热爱写作且已崭露头角。他受胡先骕派遣，带队去素有植物宝库之称的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数年间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他给胡先骕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信函中这样写道：“连日采集大满人意，烤制不暇，滇南天气较热，雨水丰多，山谷中木本植物丛生，竟着美丽之花果，生每日采集时，回顾四周，美不胜数，手忙足乱，大有小儿入糖果铺时之神情。预计今岁总可获六千号左右也。”读着这样信手写下却生动传神的文字，仿佛置身现场，工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悉数道出。虽是寥寥数句，却足以看出其文字功力。就是在这次考察期间，他写了好几篇描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和风俗的短篇小说，人物传神，状物生动，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很有气派”。
对他们来说，生命的丰沛能量没有被狭隘地局限于专业研究的范围内，而是有着更广阔的投射。20世纪40年代，胡先骕在南京一所大学担任校长，在一次以《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为题目的演讲中，他为年轻学子们规划人生图景和路径：一生的精力不应该仅限于职业，还应在职业之外追求真善美，追求无穷的知识。他指出，中国的儒家，正业多半是政治，副业才是各种专门的学问，但是他们借以名垂不朽的，往往却是他们副业的成就。他期待同学们应该尽力培养自己的副业，寄托精神，获得更丰富的快乐。
胡先骕自身的经历就颇具说服力。一生对诗词写作的爱好，使他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但这种兴趣也并非独立的，而是仍然以某种方式助益于他的科学研究事业。“纪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布温熙。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駊娑。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虬枝铁干逾十围，肯与群株计寻尺……”这是前述他那一首被誉为亘古未有的“科学诗”的70行七言古体长诗《水杉歌》开头的部分，描画了一幅地质年代的景象，气势磅礴，意境阔大，充分体现了他在古地质学、古植物学等领域的广博学识。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文艺的眼光，显然更能够充分观照植物世界的美。而这种对美的感知，也会有利于对其研究对象的科学内涵和意蕴的深入了解。
孔子论及学习《诗经》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植物学与生产生活的广阔领域都有密切关联，因而是一门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学科，植物学家具有这种素养，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别的看上去更为艰难高深的学科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些杰出的大师，无不同时具备专业之外的禀赋和眼光。如提出光量子假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高手，几乎每天都手不离琴，还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共同举办钢琴演奏会。音乐艺术对他们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而且是给予他们的科学研究以灵感和启发，对他们的科学创见起到了催化作用的催化剂。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他将科学上的伟大成就比喻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把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麦克逊赞誉为“艺术家”。他还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是凭借一种非凡的想象力，他提出了相对论，外人同样也只有借助想象力，才能接近于理解这种奇特的学说。而想象力，通常被认为是属于文艺范畴的才华。不妨这样说：丰富广阔的文化背景，在科学和人文两大界别自如地驰骋，对成就一代科学巨擘爱因斯坦至为重要。
十多年前，“钱学森之问”曾经引发从教育界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杰出人才为何迟迟难以诞生，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忧虑。如果从上面的角度思考，或许能够获得一条可能的解答线索。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按照严格的文理分科设置课程，文不学理，理不学文，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优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不能不说，这样的掣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造能力的不足。
与此话题相关的现象，其实很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传统的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变，科学领域分工越来越细，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由于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被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交往隔绝、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他呼吁两种文化多作沟通，否则会妨碍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进步。他是科学家，又是作家，这种两栖身份，让他更容易感知到这种阻隔产生的不良后果。
透过这样的背景，再来看近年来颇受重视的通识教育，就会有更为深入和准确的认识。关于通识教育的定义有多种，这是较为简略的一种表述：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当今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都强化了通识教育，令人欣慰。这不应该被看作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权宜之计，而是回归一种初衷，一条正途：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东西方都各自有着深远的渊源，虽然过去未必这样称呼，但内在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在东方，这种教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以及汉朝以后的儒家教育，如“君子不器”“允文允武”之类观念，指向的就是人格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要成为通才，而非用途狭窄的工具。在西方，通识教育源起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有时也被称为博雅教育，这个名称更有助于让人深刻认识教育的育人使命：培养广博知识和高雅气质的人。因此，人文教育一直是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回到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胡先骕、蔡希陶两位植物学大家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虽然分别是在国外和国内读的大学，但受到的都是这种背景的教育。他们开阔的人文视野，对其卓越人格的形成，出色事业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仿佛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任何一种植物，只有在阳光、土壤、水分等诸般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能够发育得茂盛茁壮，精神的生长也是如此，只有撤除种种主观和客观的藩篱，畅游于广阔知识领域的浩大水面，才能够获得丰富的滋养，才有望赢来丰硕的收获。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