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归记》是作家宗璞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2018年11月获得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北归记》行文朴素，风格明快，在对知识分子与时代深在关系的书写中，在对孟樾、吕清非、严亮祖、澹台玮等仁人志士的塑造中，在对玹子与卫葑等人爱情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一个年届九旬的老作家艺术上的宝刀不老和思想上的历久弥新。”颁奖词简明扼要地对宗璞的写作予以概括。的确，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粹的艺术品质，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北归记》（《野葫芦引》第四卷），宗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北归记》写了一代人的成长史，也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写作期间，宗璞曾经得了脑出血，一度以为自己写不了了。可是她顽强地挺过来了，而且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部大作。宗璞是非常可爱的老人，她说，我的小说写完了，我要开始周游世界了！编辑杨柳说，“这是她一贯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生活态度给了她坚韧的力量。”

近日，读书报专访九旬作家宗璞。谈话间，她说，如果有机会，她还想写童话……她喜欢童话，她最喜欢的童话作家是安徒生。

“那就是新的挑战／快乐地迎上去吧。”《北归记》中诗《永远的结》，也表达了宗璞无悔的人生和乐观自信不服输的韧性。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中华读书报：《北归记》写的是孟樾一家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离乱，盼望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他们尽情享受和平生活带来的欢乐，跳舞、滑冰、听音乐、读书……小说充满了校园的青春气息。有评论说您是“书写青春爱情的圣手”，您觉得呢？

宗璞：爱情不过是小说写的一部分，在动乱的时代，关系亲密而思想不同的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冲突最尖锐。爱情总要写到，但其实整个创作里我追求的是写人。中国文化最注重人，小孩儿读的《三字经》，就讲“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并列，我要写的是人和时代。王蒙说：“我读《红豆》读到的是沧桑。”我说，这是慧眼。

中华读书报：从“南渡”到“北归”，您书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民族浩歌。作品以西南联大为背景，小说中的人物共同书写了民族的抗争史和精神史，饱含着家国情怀。您笔下的人物，是否也有原型？孟灵己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吗？

宗璞：我曾经写文章说，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糅和在一起的，不是拼凑。糅合在一起肯定会有“化学作用”，成为新的人物。如果再拿新的人物这一点那一点去对原来的人物，已经不是原来人物的特点了。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有一首诗，说他和夫人像两个泥人，将来打破，再抟再炼再调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新的人物了。所以要研究人物的原型实在是煞风景的事。在写《野葫芦引》的时候，我常常是被书中人物牵着走的，跟我最初的人物设计有很大的不同。更找不着原型了，这也是很有趣的事。

至于说孟灵己，她身上有可能有我的影子，在别的人物身上可能也有一些。这也很难说。大家看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不会对号入座出来打官司。

宗璞

中华读书报：很多细节的描写，包括嵋被蛇咬伤，包括滑冰、堆雪人等细节，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我觉得是写不出这样的感受的。

宗璞：谢谢你的夸奖，说我写得逼真，是吗？我要是告诉你哪些是我编的，哪些是真事，咱们两个就是小说的杀手了。小说写成了，常常有对号入座的现象。我以前就说过，我不喜欢考据。我说小说本来是辛苦造成的七宝楼台。经过考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成了瓦砾一堆。考据对了还好，考来考去还不对，那就真糟糕了。不过，要拆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无论怎么考，小说的人物已经活在那了。我自己没被蛇咬过，我最怕蛇。我还建议把蛇从十二生肖里面取消，可惜没人响应。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叫“野葫芦引”，您说是因为“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可是您从一开始就决定写四卷本吧？

宗璞：我那么说是故弄玄虚，因为生活太丰富了，不但不知道将来的变化，就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很难弄清楚的。但是写小说总得有个计划，有个大的格局。50年代我就想写抗战的事情——幸好没动手，那时候写就可惜了，不会写好的，因为对生活的认识不够。随着时间流逝，对生活的认识更丰富，也更清楚了，才计划写这么一部大书。

中华读书报：《接引葫芦》的终曲，很有《红楼梦》的味道。书里的很多诗词，以及庄无因给嵋的信，也是您写的吗？我一直感觉，是确有此信。

宗璞：那太好了。当然是我写的，钱明经的诗也是我写的。里面的诗词、曲，除了吕老太爷的两首诗是我抄外祖父的诗，因为我写不出那样老气横秋的句子。别的都是我写的，不是抄的，没有合适的原作供我抄啊。

中华读书报：书里最打动我的是孝。但是小说里对孝也是客观的理性的，比如嵋和同学发现乡村学校要挂二十四孝图时，他们表达了对孝的不同看法。您对孝是如何理解的？

宗璞：我认为孝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美好的情操。孝，首先要自己做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若是像郭巨埋儿那样，埋掉自己的儿子（杀人犯！）来奉养自己的母亲，简直是骇人听闻。“二十四孝”图，还有曹娥投江去寻找父尸，也是荒谬绝伦。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美芹三议》，提出不要再宣传二十孝图，可是毫无效果。有一阵子，连礼品点心盒里都夹一张二十四孝图。古人在理想社会的描写中，有“养生送死无憾”这一条，就是说有能力抚养下一代，奉养上一代，直到老去。这是很平实朴素的理想，不能歪曲为那样荒唐的行为。鲁迅反对“二十四孝”图。我在小说里写那时的人反对“二十四孝”图，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大力反对这种所谓的“孝”，这种所谓的“孝”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我像一只工蜂，大家的生活让我酿出蜜来”

中华读书报：反内战、反饥饿是《北归记》记述大历史的基本旋律。在写作的时候，这些往事都是依赖记忆吗，还是也会查询一些资料？

宗璞：我的书是大家的书，是我的长辈们、老朋友、老同学，包括先后同学、大小同学凑起来的记忆。我写了三代人，只要认识的我都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们了解情况，有许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梅贻琦先生的侄儿梅祖培参加了强渡怒江，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当然我也参考别的材料。我哥哥给我讲他参加滇西战争的经过，讲了好几回。讲了，我又忘了，做了笔记又找不着了……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完整的，我尽力多找一些人，多找一些材料。专业方面的事情我就找专业人士。总之是尽力而为吧。

我就像一只工蜂，是大家的生活让我酿出蜜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书其实是大家的，感谢是说不尽的。

中华读书报：从1985到2018年，三十多年的时间写四部书，保持了文脉的通畅一致。您是怎么做到的？

宗璞：平均七八年一本，拖的时间很长，是因为总是在做别的事情。第一本是1985年开始写，我还上班，回到家里照顾父亲，三年也就写完了。后来就越来越慢，间隔很久，写一点就放下，身体越来越不行。

中华读书报：父亲对您写作持什么态度？

宗璞：父亲很支持，他给我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写了序，但是这篇序当时的出版社不肯用，用的是孙犁先生评论《鲁鲁》的文章。也是父亲建议的，父亲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原题目是《人的呼喊》，出版时改为《肺腑中来》。父亲给我写的序里说，作家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酿造成“有字人书”。他给我很大的鼓励，相信我会做好。我的生日，父亲连续好几年写对联，有一副对联就是，“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将《新编》代双城。”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耽误了我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北归记》沿袭了前三卷的写作风格，依然从平实中透出典雅气。这种风格的形成，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很多人把您归为“知识分子写作”一类，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写作”？而且书里的人物名字都很有书卷气。

宗璞：我喜欢起个好名字。知识分子写作，是说有书卷气，文化气。另外，写的是知识分子。写作总要传达自己的思想，不光是生活，不论是纪实文学，还是写小说，一定是要有自己的思想，要对整个生活、时代的变迁有自己的看法。

中华读书报：有一种说法，认为童年的记忆足可书写一生。您幼年时曾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这些经历是否成为您宝贵的创作素材？

宗璞：不光是童年，光是童年生活是不够的，童年时候看事物的眼光就是儿童的眼光。长大后，有了更多的阅历，更有思想深度了。我从学校里的生活写到青年，后来写到1949年以后，离童年很远了。从前是这么说，各人头上一方天，各人脚下一口井。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资源。

中华读书报：您采访了那么多亲朋好友，查询了那么多资料，真正落笔时也很难取舍吧？但是您的语言和叙事都很简练。

宗璞：现在回头看，自己都有点吃惊：我怎么写了这么长的书？近一百万字。我觉得小说不能写得太长，读者看起来很费力。我也很佩服有些文友能写几百万字，但是我也在想，谁能全部看完呢？我修改的时候，能减的字尽量减掉，希望能够精炼。好像谁说过，说我是用写诗的办法写长篇。这是过奖，不过，我喜欢精炼。

中华读书报：《北归记》距第一部《南渡记》过去了整整30年，半个甲子里，书中人物的命运也经历了一个循环。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您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宗璞：我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眼睛。有时候很痛苦，老是觉得沉重，有压力。但写的时候，总是能够投入。这一章要写的事情，先粗略地大致写，再仔细地写，每一段都要改好几遍，我口授，助手打字出来，再念给我听，再改。改得还不见得到位，有的时候是不懂，有时候有错字，就再改，改好几遍。这是我最大的困难，可是我克服了。还有就是身体不行，精神饱满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和精神不好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这四卷书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宗璞：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些先生们离开北平那么多年，回来马上投入工作，希望建最好的学校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我写的是我父亲那一代人一辈子的理想。可是我做得不够好。有时想想很不安心。我想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人品、他们的功绩也不靠我这一部书传世，我尽力了。我也要表现我们全民族在抗日战争中那种的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到现在我想起来年轻时候唱的歌，还是那几首《松花江上》《江陵江上》《游击队歌》。当然要表现抗日的全面图景，就更不是一部书所能做到的了。

中华读书报：这四卷书，在您的人生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宗璞：它是我最重要的作品，这是无可争议的。首先是大，从1937年到世纪末，写了一个甲子的事情，两百多个人物。他们是我这么多年的朋友，是我熟悉的人，又是完全崭新的人，是我“再抟”“再炼”“再调和”创作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王安忆说：“宗璞也许有一天会发现，她就是为了写《野葫芦引》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安忆的话给了我启发。我知道这套书对我的重要性。

中华读书报：达到您预设的高度了么？

宗璞：没有达到，前面我已经说过，对那些主要人物教师们写得不够好，没有对年轻人写得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写人物的时候就老想着这个人的特点。我觉得难的地方在于，我书里的人物都是各有专门知识的人物，他们的身上就应该有因为掌握这种专门知识而形成的各种特点。我并没有这么多专门知识，所以这个很难把握。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是转场，在叙述的过程中，从这个人转到另外一个人，从这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常常踌躇，就要琢磨怎么才能转得不别扭。

中华读书报：但是表现出来的内容很自然。

宗璞：这说明处理得还不错。有的时候是人物带着我的笔走就比较轻松了，但也不是所有时候都能这样。有时候需要冥思苦想。

中华读书报：这四卷本一直在人文社出版，背后有故事吗？

宗璞：我起先只写短篇，也写了很多散文。1979年写了《三生石》，韦君宜同志看到后特别关心，那时我还没开始写长篇，她让我参加长篇小说创作的会，说我应该写长篇小说了。从一开始就是人文社向我约稿。韦君宜是卓越的出版家，她关心整个文学事业，关心每一个作家。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中华读书报：您的语言风格一直备受推崇。《北归记》同样显示出独有的美学特质，正是历经岁月后的韧性之美。这种风格是如何保持下来的？

宗璞：风格不用保持，已经就在那里了。风格的形成就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跟人是一体的。有时候一个人有多副笔墨，我写《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那是另一副笔墨。我本来是想两副笔墨并举的，但是长篇需要的功力太大了，没有时间精力再来写《蜗居》一类的小说。

中华读书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在《北归记》中您借刘仰泽和李涟的争论，引用了冯友兰《新事论》的观点，您引用父亲的书在其中，是有深意的吧？

宗璞：我想不出有什么深意，我只是写出事实。在《南渡记》中我也写了演出今人《曹禺》的剧本，这是事实。讨论冯友兰的书也是事实。因为这种讨论很有意义，我不能因为是我父亲的书，我就“避嫌”。如果我父亲写了一本《菜谱》，我想我不会把它写进小说里。写这种讨论和冯友兰是不是我的父亲没有关系。1946年《新事论》已经出版了，其中《别共殊》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文化的方向，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实际上是他们所属的时代不同。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儒家文化是中古的。我们不能照搬一个个体，就是说不能全盘西化。可是可以从一类当中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对于儒家文化来说，文化是生长的发展的，是可以增加和去掉的。我们可以发扬儒家的优点，改掉它的缺点。

我认为，儒家最根本最光辉的思想是对人的重视。我是外行，父亲告诉我《易经》指出，人同天地叁。我没有读过《易经》，只有《三字经》水平。下面的话只能说是感想，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从世界的思想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神，都有一个造物主，人是神创造的，而只有中国人认为人是自己生出来的，不需要造物主来造。在《三字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就是“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并列的，是和日月星一样光辉的。可是，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因为君权的阻碍，没有发挥。反而发展了“三纲思想”，没有了个人地位。儒家思想最大的缺点就是“三纲思想”，他捆绑着一切。

“五四”以来，我们已经认清旧文化不能就这样下去，必须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到46年也并没有解决，所以他们在纪念“五四”的时候还在讨论，到现在也还在讨论。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小说中的闲笔？《北归记》的开头写重庆的台阶：上了几个台阶，又下了几个，又上了几个台阶——类似鲁迅的“两棵枣树”吗？

宗璞：写的时候并没想到鲁迅，就是形容台阶多。你念念看，一种是我现在写的，另外一种只写台阶很多，你的感觉是哪一个多？这不是闲笔，我觉得很必要。而且念起来会好听。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