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桥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这是他新时期以来出版的第五本书。此前已出版了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创作谈《晚翠文谈》、各种体裁的合集《汪曾祺自选集》四种。

因刚出版不久的《晚翠文谈》《汪曾祺自选集》都销量惨淡，汪曾祺对这本散文集的行情并没有很高的预期。他在1988年8月7日致《汪曾祺自选集》的编辑彭匈的信中说：“印数只有2450册，真惨。……现在征订数如此之少，出版界真是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漓江一定为这本书赔了不少钱，我心里真是不安。”同一信中又说：“散文集已交作家出版社。书是他们约的，但一定也很为难。现在出书难，连王蒙的书也躺在人文的抽屉里睡觉。”这里所言散文集就是《蒲桥集》。

正是在《蒲桥集》的封面上，他应出版社之邀，以第三人称，写下了词采飞扬、堪称经典的广告词：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初春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因总被问起是谁写的，他在后来的《文集自序》中招认：“广告是假装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干的。……是让读者了解我的‘散文观’，不是我的成就，只是我的追求。”

许是广告词的宣传作用，许是“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或许更是汪曾祺散文本身独具的魔力，这本散文集出其不意地火了。接连加印，到1992年10月已四次印刷，前后共印了13000余册。这着实让汪曾祺很开心。二次加印他写了“再版后记”，开头便说：“《蒲桥集》能够再版，是我没有想到的。去年房树民同志跟我提过一下，说这本书打算再版，我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料现在竟成了真事儿，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有人愿意看我的书。”其欣悦之情历历可感。

在书信中汪曾祺也将这份欣喜与亲友分享。1991年1月28日致黄裳的信中说：“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1991年10月13日致妹婿金家渝的信直言：“《蒲桥集》卖得很冲，出版社准备第三次印刷。”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样的话：“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发表之后，剪存了一些，但是随手乱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编一本散文集，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成了现在的这样。我还会写写散文，如有机会出第二个集子，也许会把旧作找补一点回来。但这不知是哪年的事儿了”。

后来的情形应该是汪曾祺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大概是受“卖得冲”的鼓励，或者更是学养气质的原因，还有“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的创作主张，自此以后，他的散文创作进入高产期。他在写于1992年的《文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中坦言：“这几年情况变了，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有一点本末倒置。……写散文渐成我的正业。”

在1992年7月26日给陆建华的信中说：“我年内还要编三四本书：《汪曾祺散文随笔选》（辽宁）、《汪曾祺随笔精品》（陕西人民出版社）、《蒲桥二集》（作家出版社）……”

1993年5月16日致黄伟经的信中说：“我近几月连续编了我的五本散文集，整理江苏文艺出版社要赶出的我的文集，又接连讲课，开座谈会，写评论，搞得很疲乏。”

1994年6月2日给古剑的信中又说：“这二年写散文较多，据有人统计，去年我出版散文达十五万字。”

实际上，除了《蒲桥集》连印四次，他又相继出版了数本散文集：《旅食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榆树村杂记》《草花集》《塔上随笔》《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等。这些集子都是在1992年、1993年两年间集中出版，再加上《汪曾祺文集》（四卷），说这两年是出版的井喷之年也不为过。

虽然写得多，但他保持足够清醒：“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接触人，多读一点书。”

总览汪曾祺文学创作全貌，其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臻顶峰，其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便可代表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80年代中后期以后，写散文不再是“捎带脚”，而成主业，其散文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远超小说。在汪曾祺的文学园地中，小说和散文，同为两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各结奇珍异果，不分轩轾、平分秋色。

汪曾祺的每本散文集都写有自序，1992年还为《当代散文大系》写了总序。他的散文观多体现在这些序言中。

他认为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历史悠久。他梳理散文的发展脉络，分析散文冷热的深层原因，诸如文化的断裂、社会原因、文学原因等。他赞赏“学者散文”，主张写散文要接受民族传统，“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

对于散文的写作，他反对过度抒情，“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他主张散文写得随便些、家常些，但并不认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叫作散文，“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

他是不苟且的，他的标准是极高的。他在1993年曾写过《散文应是精品》一文。这是他的散文观，更是他的创作宣言。这也是他的散文经得住时间淘洗的真正原因吧。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