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与王安忆合影。

刘庆邦的文字耐人寻味。常常是一册在手，不知不觉就读进去了，不知不觉就读完了，时光如何从字间指缝流走的？他的书恍若一扇门，刚打开，里面有人轻轻一拉，你就进去了。

忘记是什么时候认识刘庆邦的。大概是他创作近四十年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那次会上林斤澜说：“我羡慕庆邦，他的读者那么多。我的读者不多，我的小说好多人说看不懂。”我看了刘庆邦的小说，也成了“那么多读者”中的一位，从此就把刘庆邦的作品纳入自己的必读书目了。

他是那么勤奋，不说早年间摘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也不说获北京市政府奖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长篇小说《红煤》，单说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黑白男女》《黄泥地》《家长》，刘庆邦以蓬勃的创作活力不断刷新我们的阅读记忆。《我就是我母亲》让人感动泪目，又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我就是我母亲”？是因为长得最像母亲，还是母亲给予的生命？或者是因为母亲走了，他在延续母亲的生命和灵魂？刘庆邦娓娓道给读者的故事，像极了当年母亲病榻上对他絮絮的讲述。

厨房方凳上写出第一个长篇

刘庆邦的写作，是从写广播稿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农村的田间地头甚至农民家里有个小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和当地人写的批判稿。刘庆邦听来听去，发现那些大批判稿都是其他公社、大队的人写的。“我们公社也不小，人口也不少，怎么就没人写稿呢，我能不能写一篇试试？”萌发了这个念头后，他开始“写作”了。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原本是母亲纺线用的。黄豆般大小的灯头，灯影摇曳，母亲让给了儿子。他把稿子悄悄投进公社邮电所的邮筒，没想到几天后，沈丘县人民广播站真就播出了署名“贫农社员刘庆邦”的广播稿。

1970年，刘庆邦参加工作到了煤矿。为了向女朋友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趴在床铺上开始了小说创作。这篇六七千字的小说惟一的读者是女朋友。她觉得写得不错，刘庆邦就认为算是完成任务——他们的恋爱关系进一步确定了。

1978年，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开办，刘庆邦想起了自己早年的那篇小说，翻出来投给了《郑州文艺》。幸运的是，这篇在箱底沉睡了六年的小说，一拿出来就在头条位置发表了。

这一年，煤炭工业部办了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先是把刘庆邦借调到杂志社，一段时间之后，干脆把他调到了北京。要评编辑职称，刘庆邦没有大学文凭，他决心靠写作拿到自己的“文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要写够10页稿纸，3000字，不能欠账。白天上班没有精力，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每天早上4点爬起来写作。怕影响家人休息，他就躲在厨房，厨房放不下桌子，炉台上也放不下稿纸，他在厨房里放了一只方凳，再放一只小矮脚凳，坐在矮脚凳上、趴在方凳上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如果说，当矿工时，刘庆邦看到的是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那么十几年的记者经历，他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既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胸襟，他的世界观都变了。

作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群体，刘庆邦也不例外。据他回忆，他那刚出生就赶上三年大饥荒的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家里人一直担心他长不大，后来果然在六七岁的年纪就死了。身为家中长子的刘庆邦知道后越哭越伤心，最后哭得昏厥过去。于是他母亲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心重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他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在刘庆邦看来，说一个人心重，非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反而是积极的。“其实无论说心重还是敏感，关乎一个人的善良，还有对责任的一种承担。”

贴着人物写

刘庆邦的发祥地是《北京文学》。一茬又一茬的编辑和刘庆邦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刘恒最先向我约稿，他鼓励我放开写，敢于‘重炮猛轰’。林斤澜当了主编后，专门约我谈了半天，也要我接二连三供稿，写一篇，他给发一篇。他们当编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作者自信。”刘庆邦回忆说，和老作家林斤澜的交往，使他终身受益。有一段时间，他和林斤澜同住在北京郊区密云的一个小区里。两人每天早上都会去密云水库边散步。

林老对他说，一个作家的知音是难求的，几乎是命中注定的。该是你的知音，心灵一定会相遇；不该是你的知音，是求不来的。林斤澜知道自己的小说难懂，而且读者越来越缺乏阅读耐心，可他并不会去迎合读者，“他还是我行我素，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虽然时隔三十多年，刘庆邦还记得林斤澜指导他修改短篇小说《玉字》的情形。林斤澜认为那篇小说写的过程太多，力量平摊了。“他给我举例，说比如去颐和园玩，只站两三个地方就把整个颐和园都看了，不能让人家每个地方都站。他还说起和汪曾祺一起向沈从文请教写小说的事。当时沈从文一再说，贴着人物写。他要求我也要贴着人物写。”

“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刘庆邦记了一辈子。而且越写越觉得，这是写作者的惟一选择。那么，怎么贴？又如何写？刘庆邦说，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土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这些人物我们是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就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这一个“贴”字很重要，也很讲究。它要求我们理解人物，尊重人物，爱惜人物，而不是把人物当成一个随便摆弄的玩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人物脸上乱涂乱画。

在2019年出版的《家长》中，从登场到下场，王国慧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刘庆邦一路“盯着”王国慧，为塑造王国慧的形象下足了功夫。小说的功能是写人，作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得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写得有鼻子有眼，有心有肺，有血有肉，写活，写立体，能够立得住才行。如果人物形象是模糊的，让人无从想象，甚至连一个人物的名字都记不住，那就很难说小说是成功的。

“小说一开始，写得比较从容，舒缓，节奏似乎也比较慢。其实心灵的较量已经开始了，小说的弓弦悄悄地拉开了张力。较量包括多个层面，每一种较量都不轻松，都很紧张。”刘庆邦说，每个人的脸孔、手纹各不相同，人的性格也千差万别。每个人的性格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贴着人物写了，王国慧就立起来了，也为她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文化心理的逻辑动力。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敏感点和关注点，刘庆邦的关注点在普通民众中。“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怀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写人，写人的丰富情感，写人性的复杂。只要写好了人性，人性生成的背景，以及人性里所包含的社会性，自然会呈现出来。”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是沉重的，现实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知不觉就写出了沉重的东西，这没办法。”刘庆邦说，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从来都不是喜悦的表现，而是痛心的表现。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心里为人类痛哭，也为自己痛哭。他想通过写作安慰一下自己，减少一点疼痛。谁知相反，越写越疼痛。

他的小说，酷烈者有，如《神木》中两次描写两个杀人犯的作案过程，《平地风雷》中乡村的残杀事件，《血劲》中写屠夫杀狗；柔美者有，如《鞋》《梅妞放羊》等，像现代田园牧歌般萦绕着；痛并快乐着的成长者有，如《少男》中缜密的心思如无边的春水。

他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则是基于深入采访的疼痛记录。刘庆邦陆续采访了矿难后职工家属，关注他们怎么战胜伤痛，面对生活。如果不写这部小说，他会觉得愧对矿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小说没有直接写矿难、矿工和矿井，而是着眼于“爆炸”之后矿工家属的日常生活。他希望能够超越行业，通过小说弘扬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自尊、牺牲、奉献等宝贵精神。只有坦然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民间苦难，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急流依然顽强地存在，生命在承受苦难中依然坚韧地生长、开放。日常，诗意，哲理。书写疼痛的刘庆邦，在几十年的书写中逐渐超越了疼痛。

在写作道路上埋头耕耘近五十年，刘庆邦写着写着成了“短篇王”。他的小说，被王安忆拿到讲堂或论文中条分缕析当作范本；评论家李敬泽从刘庆邦小说中看到了小说悠远的文脉、自我审视，及对古老乡土的回望；学者李洁非则注意到了他的笔墨情趣和庖丁解牛般的神技。

多年来，刘庆邦的中短篇创作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他将中短篇小说写作者比喻为“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井下生产一线的采煤工和掘进工一样。在“长篇崇拜”的当代文坛，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刘庆邦却看到了短篇的“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就像一粒子弹，如果用手把它投出去，它不会产生多大力量。同样一粒子弹，把它放在枪膛里射出去，由于速度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力量要大得多。

“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它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刘庆邦将短篇小说的构想称为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

诚实写作，做人实诚

刘庆邦有一个观点，就是拿作品说话，做诚实的劳动者。

他认为，作家应该诚实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写作态度上，应该更加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最后是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多年来，他扎扎实实走访，踏踏实实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煤矿工人，不止煤矿产业的现代化，更关注世道人心。他常常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深入到煤矿。有一次他去河北的一家小煤矿，发现那里还用骡子拉煤。他偶尔也走走“关系”，通过朋友介绍深入到国营煤矿，住在矿工宿舍里，和矿工一起排队买饭。靠着这种扎扎实实的“接地气”，虽然离开一线，刘庆邦仍能准确地把握到现代矿工的心理变化。

写作如此，做人也如此。林斤澜被誉为“短篇圣手”，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不过，这并不影响刘庆邦有自己的判断：“他的小说理性大于感性，批判大于审美，风骨大于风情。”然而在2007年北京市作家协会评选“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时，刘庆邦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了林斤澜，因为林斤澜一直寂寞前行，十年“文革”期间，宁可一篇小说都不写，也不写违心的作品。

在一篇回忆评选过程的文章中，刘庆邦诚实地爆料：作为第二届“杰出贡献奖”的候选人之一，自己一票都没得到。“当唱票者大声唱出刘庆邦零票时，我一时有些尴尬。但我很快就释然了，坦然了，这表明我没有投自己的票，而是把票投给了我尊敬的铁生兄。”那一年，史铁生以绝对多数票荣获“杰出贡献奖”。

刘庆邦作品的节奏大多先慢后快，先是“转轴拨弦三两声”，再是“铁骑突出刀枪鸣”。快到一定程度，再慢下来。小说《黄泥地》中房光东处理本家房国春上访一事，圆滑世故，还有些怯懦、冷酷。刘庆邦坦率地说，房光东身上有自己的影子。

这是刘庆邦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他对社会现实的所有批判，首先是对自己的解剖，对自己的批判。刘庆邦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对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向鲁迅学习，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也许不少人都发现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刘庆邦的小说以黏性极强的黄泥巴作为隐喻，其寓意可想而知。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

去年8月出版的《家长》是刘庆邦贴着人物写作的典范，每一处细节都极为真实生动。

书中以王国慧为代表的中国家长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本事，日子比自己过得更好。要长本事，就得学习，就得接受教育。问题在于，太多家长不能正确评价或不愿正确评价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他们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精英的坯子，只管在高标准上给孩子定位。于是，他们不惜砸钱，不惜攀比，不惜钻窟窿打钻，不惜无情地对孩子施加压力，焦虑到近乎疯狂的程度。如果只是少数家长这样，倒也不足为奇，不足为虑。可当大多数家长都如此这般，那就成了社会问题。

“起初是我自己接受教育，后来我的儿子、闺女到了上学的年纪，现在我天天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刘庆邦说，在他身上与教育有关的经历，要比当农民和矿工的时间长得多，其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便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跟家长也有交集，因为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家长。只要有家，就必定有一家之长，家长无处不在。”他说，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家家都念过难念的经。更让人痛心的，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的家长因对孩子持续施加的压力过于沉重，孩子不堪承受，最后酿成了悲剧。

刘庆邦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主要还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还是“学而优则仕”，一考定终身。大家认识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并不完美，也在反对应试教育。但由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教育文化还在影响着人们，约束着人们，使人们不但摆脱不掉应试教育，反而使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形成了一种合谋，使教育问题愈演愈烈，陷入恶性循环。

小说以教育为切入点，以教育为主线，还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刘庆邦写到了矿工嫖娼、老师与学生家长私通、老师猥亵女生，还有打工者之间的苟合等，这都是社会性的生活内容。貌似游离了教育主题，实则这一切都与教育密切相关。

在他看来，很多人都认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可践行的过程却五花八门，更有甚者，不忍卒看。刘庆邦说，他的母亲虽不识字，却是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人格方面的教育，比如诚实、勤劳，它们成了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