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发）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拍摄的1920年8月（上）和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新华社发）

1929年，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信，回忆中共一大召开情况。

浙江嘉兴南湖停泊的中共一大纪念船。（新华社发）

100年前召开的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这其中，有5位代表是湖北人。历经革命岁月，他们在时代洪流中命运迥异。

革命征程，路长且艰。

唯有坚守初心，方能不负人民，在历史的天空闪耀光芒。

董必武：

遵从马列无不胜

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一大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以董必武名义发动著名的黄麻起义。

1934年10月，董必武参加长征。抗战中，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进行国共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数九寒天，典当皮袍办学

冬日暖阳，书声琅琅。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武汉中学（原名私立武汉中学校），是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

从这所学校，走出了3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

学校大操场旁的几间平房古朴清雅，白墙碧瓦朱檐，这里是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

“建校之前，董必武就提出‘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刚办校时，学校开办经费由董事分担。为凑足经费，数九寒天，董老典当了身上的皮袍，换来20元钱。”武汉中学校长杨定成介绍，当时学校任职教员的董事中，刘觉民任校长兼教修身，董必武教国文，李缄三教历史，刘质如教数学和图画，都不支薪。

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董必武雕像，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朴、诚、勇、毅。这是董必武当年拟定的校训。

“这4个字一直伴随着学校的每一位师生。”杨定成说。

为六角钱，向党中央作检讨

在家人眼中，董必武是怎样的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视频连线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

“我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我对爷爷的印象都来自家里的一桌一椅和长辈们的讲述。”董绍壬说，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爷爷的家国情怀和艰苦朴素作风。

董绍壬分享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1941年，董必武负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财务工作。一次，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亲自向党中央写检讨信。

1954年9月，董必武率团参加保加利亚国庆10周年典礼。东道国发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于购买日用品或纪念品。董必武建议，把钱留给我国使馆作为公用，可是有位团员不同意，说按照财务制度，使馆恐怕没有这个收入项目，担心不好办。董必武立即向在场的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询问，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二话没说，带头把自己的钱留了下来，代表团其他成员也纷纷把钱留给了使馆。

“在爷爷心中，党性高于一切，要竭尽所能为国家省下一分一毫。”董绍壬说，爷爷喜欢喝红安茶，上午冲泡后，下午接着泡，没茶味了也舍不得换。

对身边人“约法三章”

在武汉中学的纪念馆，悬挂着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董必武对身边人“约法三章”的具体内容。

“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董绍壬说，这三条是爷爷一直坚持的原则。工作中，董必武还要求，妻儿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

“爷爷最坚持党性原则，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董绍壬说，爷爷对孙子的期盼十分质朴。爷爷曾给当时只有两岁的孙子董绍新写过一首诗《绍新孙》：“父母在晋县，农事忙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当时爷爷已经是国家代主席，他的孩子董良翮下乡“插队”，他对孙子的希望就是让他快快长大，踏踏实实帮父母干农活。

在董必武的言传身教下，董家子孙严守艰苦朴素家风。董绍壬说：“父亲至今随身携带针线。我的孩子如果衣服破了，只要还可以穿，都会一针一线给他补过再穿。”

董必武是一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1975年3月5日，他写下一生中最后一首诗《九十初度》，作为临终嘱托，最后一句是“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陈潭秋：

赴死从容侠骨香

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2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主管组织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后到江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

1924年，回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1943年，牺牲于新疆乌鲁木齐。

牺牲1年零9个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潭秋故居纪念馆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

纪念馆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一幅中共七大召开的报纸陈列照。七大上，陈潭秋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令人唏嘘的是，此时距离陈潭秋牺牲已有一年零9个月。陈潭秋虽未参会，但由于对党的贡献巨大，仍高票当选中央委员，代表们并不知道他当时已被秘密杀害。

“牺牲后还当选中央委员，他是唯一一位。”讲解员深情讲述。

1939年，陈潭秋从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法西斯嚣张一时，国内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不断。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恶化同我党关系。陈潭秋遵照党中央指示，领导在新疆的党员群众进行坚决斗争。

1942年夏，中央决定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为最后一批，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当年9月17日，盛世才派军警包围我党集中驻地，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请”去。

1943年2月7日晚，陈潭秋入狱。敌人对陈潭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诱逼陈潭秋在“脱党声明”上签字。陈潭秋铁骨铮铮，誓死不屈。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恼羞成怒，下达秘密处决令，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英勇就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

“前不久，有位前来参观的老人在陈潭秋故居纪念馆旁带走一捧土、一瓶水。他说近期要去新疆，准备给陈潭秋带去，忠骨埋他乡，他一定会怀念家乡的草木水土。”忆及此事，讲解员哽咽落泪。

父子终生未谋面

纪念馆墙上，展出了陈潭秋写给三哥陈春林、六哥陈伟如的一封家书的翻拍件。

这封信写于1933年2月22日。

当时，陈潭秋住在上海，任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央决定调陈潭秋赴中央苏区工作，而妻子徐全直身怀六甲，身边还有一对儿女。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陈潭秋在信中恳请兄长抚养自己的孩子。

记者现场拨通了陈潭秋的第三个孩子、南开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陈志远的电话。

“父亲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他在信中还特意安排了我的抚养问题。”88岁的陈志远清晰记得，父亲在信中说，“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

为了革命事业，舍小家顾大家，是共产党人的人生抉择。

家书流淌着陈潭秋的赤子情怀：“生活当然也很困苦的，但现在生活困苦，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

家书寄出两个月后，陈志远出生。此时陈潭秋已离开上海，没能看上一眼。不久，徐全直被捕，次年2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我在母亲怀里只依偎了2个月零8天，就被接走了。10岁时，父亲牺牲，我们终生未曾谋面。”老人的话语令人动容。

退休后，陈志远将全部积蓄捐出，一家人住在学校家属楼中。

每年9月27日，陈潭秋牺牲的这一天，他都会提醒家人，铭记烈士遗志，不忘初心。

李汉俊：

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 中共创建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

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1922年，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底牺牲。

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早期，李汉俊创办《劳动界》，参加编辑《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刊物。他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董必武称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2年，李汉俊从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参加领导了后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7年底，李汉俊被反动军阀胡宗铎逮捕，12月17日遇害，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人。

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包惠僧：

复归的“栖梧老人”

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湖北团风人） 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重要成员。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误入歧途。解放后复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在澳门的包惠僧提出复归。

1949年11月，他回到北京。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历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他和董必武等，参加了中共一大旧址勘查工作。

复归后，他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发表大量关于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回忆文章，后结集出版《包惠僧回忆录》。

他的夫人谢缙云这样解释“栖梧老人”笔名：包惠僧把中华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

刘仁静：

最年轻的“一大”代表

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重要成员。

1922年，与邓中夏一起创办《先驱》杂志。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学习改造，他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任国务院参事。

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年仅19岁的刘仁静最年轻，也是最后离世的一位。

在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中，他人生航船一度偏离航向。但党和政府始终关注、感召着他。

1950年，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951年起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

刘仁静晚年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京逝世。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版文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芳 周志兵 彭小萍

见习记者 金凌云

本版图片：省档案馆提供（除署名外）

来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