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田建文,男,1965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共党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线从事考古工作至今,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这是《通知》中的一段介绍,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没有修饰,看后却让人产生了疑问。

1965年生,1984年就大学毕业。那说明,田建文不到16岁就上了大学,还是北京大学。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缺乏,大学生都被称为“天之骄子”,田建文作为北大的高材生怎么到了基层工作?当时实行大学生分配制度,组织决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不是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田建文的“主动回到家乡”背后有什么故事?38年在基层,寥寥几个字一笔带过的是一个人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就算毕业时有激情有理想,难道中途没有后悔没有纠结?

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开始了对田建文人生的回溯。

选专业 15岁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出生在襄汾县北王村。襄汾县由襄陵县和汾城县于1954年合并而成,都是设县上千年的古县,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襄汾陶寺遗址如今便以“尧都”“最早中国”而著名。可以想见,境内文化古迹、遗存之丰富。有些报道说,正是村里的古迹,让田建文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否认了这一点。他出生在普通农家,一个小孩子其实对考古没有什么认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小聪慧,5岁入学,进了村里办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半年后学前班停办,他就跟着一年级直接上了二年级。那时候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522”,于是,1980年,1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考大学了。

田建文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三志愿是吉林大学。当时填报志愿,不像现在这样,是考完试、分数出来后填报,要在考试之前确定。看着志愿中这些名校,可以想见他学习有多好,又有多么自信。时过境迁,田建文现在说,“当时课本简单,我几乎都能背下来”。

三所大学,他都选择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似乎证明了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其实,也不尽然。

1980年,“文革”结束不久,特殊年代带给人的影响还很深,对于文学、艺术这些学科,总害怕被政治风潮所波及。田建文的堂伯父是县剧团的导演,之前受了些冲击,所以家里面并不希望他学文科,田建文从自己的性格和学习成绩出发也不倾向理工科。在文科的众多学科里,考古是冷门,且和土坷垃打交道多,挖出来什么就是什么,特性和理工科最为接近,似乎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他才报考了考古专业。这样的阴差阳错,成就了他传奇的考古人生。

选工作 不当老师甘做技工

上了大学之后,田建文才对考古有了准确的认知。宿白、吕遵锷、李仰松、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等这些全国著名的考古学界专家都是他的老师,实习的时候,带队老师邹衡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

也就是在北大,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被激发出来。邹衡带他们去了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邹衡随便捡起一块小小的陶片,看看上面的纹路,就准确断定了年代。这让田建文崇拜仰慕,也让他确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书写中国古代史。如果说报考考古专业,还是田建文少时有些偶然的选择,那么这一次,他将用全部的才华和生命来证明他的选择。

大学毕业的时候,田建文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高校教师,身居象牙塔,社会地位高,收入也不错,然而,田建文拒绝去报到。

田建文说,他没学过教育,没有教书育人的本事,去了师范大学培养教师,不是误人子弟吗?更何况,当时全国只有9个高等院校有考古专业,没有任何一个师范类大学开设考古专业,他去了也无用武之地。“我想干考古,一点儿也不愿意去教学,只愿意从事具体的考古工作。”田建文说。

然而,派遣证已经到了山西师范大学。那个年代,想改派并不是那么容易,田建文四处申请,诉说理由,宣示对考古的热爱。但制度就是制度,于是,他心一横,不上班不报到,直接去了侯马的考古工地。

因为大学期间对晋国史产生的兴趣,田建文跑去了侯马。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所在地,有大量的考古工地。田建文赖在那里不走,甘愿当一个无名无分的临时工。

10个月后,省里面看到了他的坚定,也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打动,把他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点还在侯马工作站,身份还是临时工,领的是技工的工资。从干部到技工,他虽感到有点儿落差,但能让他干考古,其他的也就都无所谓了。

选前途 留在侯马坚守一线

考古的意义,田建文说是要“书写中国史”,还有种诗意的说法是“追寻祖先走过的路”。但是,真正从事起考古工作,体现不出那种崇高感,更看不出一点诗意。

考古工作者行走在荒郊野岭(田野考察),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发现,工作就变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凑碎陶烂瓦(拼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没有盗墓小说描绘的那么惊险刺激,一点小小的成果都要经过长时间枯燥且乏味的操作。

田建文大学毕业时20岁,年轻人有热情爱冲动,一些阻碍更会激发起好胜心来。所以投身于考古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热情终究不会长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和不计得失的韧性。

对这种枯燥的工作,一旦过了新鲜期,就会陷入迷茫和无力感,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但也在日复一日中丧失斗志。

田建文也有离开的机会,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是改变命运向上跃升的机会。

1985年11月,晋南地区有个考古项目,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苏秉琦前来考察,田建文负责陪同。对这样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没一个老师不会喜欢。苏秉琦就想收归门下,后来又委托给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为了收到这个好苗子,招考条件简直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有重大成果,但有一个条例是:为侯马工作站培养人才。

1989年研究生毕业,命运给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儿都比侯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弃了。因为他研究生学习的方向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认为,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在一线,必须在基层,于是又返回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当时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是个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补上这个空白。1991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会给他磨难,并让他从磨难中得到淬炼。1997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做了开颅手术。不幸中的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听医生劝诫,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颠簸,再次颅内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才算抢下这条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话说不了,路走不了。

恢复的过程很艰难,然而也有几分神奇。因为在家里恢复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们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见所闻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们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术一年多后,两人在一起散步时,田建文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说,因为田建文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这项事业也不吝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1999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一线,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但几年后,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曾跨越过生死大关的人。

田建文说,他恢复的方法就是走路。50岁以前,一天要走15000步,上午8000步,下午7000步。50岁以后,每天也有10000步。别人去考古工地坐车去,他就是走着去。不仅锻炼身体,同时也在思索考古学的一些问题,也在观察着工地周围的情况。

2004年后,田建文决心要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连续参加或主持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几个大项目,成果斐然。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匆匆而缓慢,形象并不伟岸,也不光辉,然而,这样的一道身影,为山西的考古事业留下了传奇,更讲述着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中华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注释。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