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在克孜尔石窟里调查壁画情况。资料照片
“这是第一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图像复原研究的成果。”“这是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壁画最新最全最权威的研究成果。”5月9日下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众多专家学者对这项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当下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搜集资料最全、学术研究最全面、践行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最好成果之一，更使中国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研究上站在了世界前列。
“我终于把它们找回家了。这是我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与精力，从8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私人收藏家里找到的，总计500余件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说这话的人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她的执着与勇气，令人肃然起敬。
精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惨遭疯狂盗取
克孜尔石窟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明屋塔格山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古时称作“耶婆瑟鸡寺”，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齐名。它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345个编号洞窟，展现了公元3世纪末至8世纪末古龟兹文明的辉煌成就。它既可以作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走进这个石窟群，看到的是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的洞窟。包括供养佛像做礼拜用的“支提窟”，僧尼静修或讲学用的精舍“毗呵罗窟”，僧尼起居用的寮房，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等等，这样完整的建筑体系，是世界上其他佛教中心所罕见的。这里有石窟，有僧院，壁画、雕像，缤纷满堂；又有高僧讲经，徒众研习，贵人参拜，净人劳作于其间，俨然一个佛国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新疆大量的古代遗址遭到毁灭性破坏，很多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队劫掠，克孜尔石窟也未能幸免于难。先后有多国探险队前来克孜尔石窟探险考察，他们都从这里或多或少地揭取过壁画，致使克孜尔石窟被“肢解”得体无完肤。
这些被切割而去的壁画与石窟中仍在墙上的壁画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长时间里，欧美及日本学者无法到克孜尔石窟调查壁画原状，而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也很难出国考察流失在外的石窟壁画，更何况还有很多流散壁画不知藏在何处，这都严重影响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也阻碍着与之相关的龟兹佛教史、龟兹美术史等许多问题的深入展开。
寻找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艰辛
克孜尔石窟究竟被剥取了多少壁画？剥取时毁坏了多少？长途运输中损失了多少？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卖了多少？卖给了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多少壁画？被其他国家劫走了多少？后来文物辗转到了哪些国家？这些疑问谁也答不上来，却一直存在于新疆龟兹研究院几代研究人员的心底。
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总数252块，共328.07平方米，出自37个洞窟。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把上述德国公布的数据当作考察队当年揭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实际数量。
但事实上，通过新疆龟兹研究院赵莉等专家在洞窟内测量得知，克孜尔石窟实际上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出自近50个洞窟。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命名和详细的记录，一部分壁画被劫往国外后，其原始位置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
20世纪中叶，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和以韩乐然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问题开始给予极大关注。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霍旭初研究员的带领下，赵莉承担起具体的考察研究工作。
1998年秋，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茨首次访问克孜尔石窟。访问期间，她提供了一份《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和272张黑白照片。这是龟兹研究院研究人员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德国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更坚定了他们寻找流失海外壁画的信念。
2002年9月，霍旭初带赵莉赴德国参加“重返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他们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此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尽全力将这些壁画的图像资料复原到母体上。”赵莉回忆道。
为完成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赵莉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然后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十分慎重地确定被剥离的数量。
2011年起，赵莉开始全球走访收藏龟兹石窟文物的相关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获取资料。她更是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收藏流散克孜尔石窟壁画数量最多的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彻底调研。
在充分掌握流散壁画和国外研究资料后，赵莉将流散壁画与现存洞窟对照、缀合、对接、复原，以厘清古龟兹人的信仰内涵。
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壁画，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档案卡记录此幅壁画出自现在的第179窟。赵莉通过对壁画题材内容、尺寸以及纹饰对比考证后发现，此幅壁画应该出自第4窟。再如，第224窟是目前发现被揭取壁画数量最多的洞窟，被揭取近百幅壁画。这些被揭取的壁画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分藏多家海外博物馆，赵莉对这些壁画都做了调研梳理研究。
流失壁画回家了
经过20多年的调查研究，赵莉和她的团队联合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海外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文博单位的专家，在充分占有文献、实物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壁画色彩、构图、内容、题材等深入研究，以严密的考证、数字化图像技术，对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现存及流失状况做了系统的梳理，并进行原位考证和复原研究，准确全面地呈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整体面貌。
上海书画出版社与赵莉通过5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收录了当下可知的流散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总计500余件，是目前为止收录新疆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较完整的大型研究性图集。收录的图版达1200余幅，涵盖44个洞窟，对洞窟所有被剥离壁画痕迹进行了测量、记录。书中图版部分包括了石窟壁面被剥离壁画后的现状图、脱离了石窟母体的壁画图、流散壁画的原位缀合图等。同时每一个洞窟绘制有被揭取壁画平面示意图，壁画揭取信息一目了然。书中同时收录上百幅壁画老照片、线描图、壁画临摹图，是研究已遗失壁画的重要成果与资料。书中文字部分详细著录每一幅流散壁画的尺寸、位置、内容、收藏地等。
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大部分洞窟的原貌，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原有的艺术风采；另一方面将流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纳入龟兹石窟艺术总体研究系列之中，用古龟兹艺术文化思想研究的新理念、新途径审视流失壁画的真实内涵，成为龟兹石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部分。
北京大学教授李崇峰认为，这部学术专著，既是流散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完整档案，也是研究石窟、佛教艺术和龟兹文明完整的基础性图像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在充分占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图像缀合等方式，让每一块脱离母体的克孜尔壁画找到了它们的“家”。这部专著，不仅使克孜尔壁画恢复了原来面貌，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还为龟兹佛教图像学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图像依据。
赵莉在克孜尔石窟里调查壁画情况。资料照片
“这是第一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图像复原研究的成果。”“这是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壁画最新最全最权威的研究成果。”5月9日下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众多专家学者对这项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当下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搜集资料最全、学术研究最全面、践行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最好成果之一，更使中国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研究上站在了世界前列。
“我终于把它们找回家了。这是我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与精力，从8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私人收藏家里找到的，总计500余件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说这话的人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她的执着与勇气，令人肃然起敬。
精美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惨遭疯狂盗取
克孜尔石窟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的明屋塔格山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古时称作“耶婆瑟鸡寺”，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齐名。它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345个编号洞窟，展现了公元3世纪末至8世纪末古龟兹文明的辉煌成就。它既可以作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走进这个石窟群，看到的是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的洞窟。包括供养佛像做礼拜用的“支提窟”，僧尼静修或讲学用的精舍“毗呵罗窟”，僧尼起居用的寮房，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等等，这样完整的建筑体系，是世界上其他佛教中心所罕见的。这里有石窟，有僧院，壁画、雕像，缤纷满堂；又有高僧讲经，徒众研习，贵人参拜，净人劳作于其间，俨然一个佛国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西域探险热潮，新疆大量的古代遗址遭到毁灭性破坏，很多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队劫掠，克孜尔石窟也未能幸免于难。先后有多国探险队前来克孜尔石窟探险考察，他们都从这里或多或少地揭取过壁画，致使克孜尔石窟被“肢解”得体无完肤。
这些被切割而去的壁画与石窟中仍在墙上的壁画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长时间里，欧美及日本学者无法到克孜尔石窟调查壁画原状，而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也很难出国考察流失在外的石窟壁画，更何况还有很多流散壁画不知藏在何处，这都严重影响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也阻碍着与之相关的龟兹佛教史、龟兹美术史等许多问题的深入展开。
寻找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艰辛
克孜尔石窟究竟被剥取了多少壁画？剥取时毁坏了多少？长途运输中损失了多少？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卖了多少？卖给了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多少壁画？被其他国家劫走了多少？后来文物辗转到了哪些国家？这些疑问谁也答不上来，却一直存在于新疆龟兹研究院几代研究人员的心底。
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总数252块，共328.07平方米，出自37个洞窟。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把上述德国公布的数据当作考察队当年揭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实际数量。
但事实上，通过新疆龟兹研究院赵莉等专家在洞窟内测量得知，克孜尔石窟实际上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出自近50个洞窟。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命名和详细的记录，一部分壁画被劫往国外后，其原始位置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
20世纪中叶，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和以韩乐然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问题开始给予极大关注。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霍旭初研究员的带领下，赵莉承担起具体的考察研究工作。
1998年秋，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茨首次访问克孜尔石窟。访问期间，她提供了一份《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和272张黑白照片。这是龟兹研究院研究人员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德国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更坚定了他们寻找流失海外壁画的信念。
2002年9月，霍旭初带赵莉赴德国参加“重返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他们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此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尽全力将这些壁画的图像资料复原到母体上。”赵莉回忆道。
为完成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赵莉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然后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十分慎重地确定被剥离的数量。
2011年起，赵莉开始全球走访收藏龟兹石窟文物的相关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获取资料。她更是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收藏流散克孜尔石窟壁画数量最多的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彻底调研。
在充分掌握流散壁画和国外研究资料后，赵莉将流散壁画与现存洞窟对照、缀合、对接、复原，以厘清古龟兹人的信仰内涵。
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幅壁画，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档案卡记录此幅壁画出自现在的第179窟。赵莉通过对壁画题材内容、尺寸以及纹饰对比考证后发现，此幅壁画应该出自第4窟。再如，第224窟是目前发现被揭取壁画数量最多的洞窟，被揭取近百幅壁画。这些被揭取的壁画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分藏多家海外博物馆，赵莉对这些壁画都做了调研梳理研究。
流失壁画回家了
经过20多年的调查研究，赵莉和她的团队联合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海外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文博单位的专家，在充分占有文献、实物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壁画色彩、构图、内容、题材等深入研究，以严密的考证、数字化图像技术，对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现存及流失状况做了系统的梳理，并进行原位考证和复原研究，准确全面地呈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整体面貌。
上海书画出版社与赵莉通过5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收录了当下可知的流散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总计500余件，是目前为止收录新疆克孜尔石窟流散壁画较完整的大型研究性图集。收录的图版达1200余幅，涵盖44个洞窟，对洞窟所有被剥离壁画痕迹进行了测量、记录。书中图版部分包括了石窟壁面被剥离壁画后的现状图、脱离了石窟母体的壁画图、流散壁画的原位缀合图等。同时每一个洞窟绘制有被揭取壁画平面示意图，壁画揭取信息一目了然。书中同时收录上百幅壁画老照片、线描图、壁画临摹图，是研究已遗失壁画的重要成果与资料。书中文字部分详细著录每一幅流散壁画的尺寸、位置、内容、收藏地等。
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大部分洞窟的原貌，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原有的艺术风采；另一方面将流失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纳入龟兹石窟艺术总体研究系列之中，用古龟兹艺术文化思想研究的新理念、新途径审视流失壁画的真实内涵，成为龟兹石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部分。
北京大学教授李崇峰认为，这部学术专著，既是流散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完整档案，也是研究石窟、佛教艺术和龟兹文明完整的基础性图像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在充分占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图像缀合等方式，让每一块脱离母体的克孜尔壁画找到了它们的“家”。这部专著，不仅使克孜尔壁画恢复了原来面貌，纠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还为龟兹佛教图像学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图像依据。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