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沿线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前代或当朝的名胜古迹，这些古迹既包括了以秦汉长安宫殿群为代表的政治性遗迹，也包含了以骊山、华山、陇山、萧关、玉门关、阳关、金山等为代表的自然及军事遗迹，同时也还含有如麦积山、莫高窟等为代表的颇具宗教文化性质的遗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各类遗存多依据行政区划进行孤立、散点、分段式研究，阐发丝路沿线各种人文遗存因文人活动而产生的相关文学意义和价值，缺乏将上述自然、政治、历史、宗教等古迹遗存置放于统一的文化视域中予以综合、全局性观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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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沿线的各类古迹遗存作为文化存在的活化石，是内涵相对稳固，且与书面表达（抄本、刻本）相联系，并左右行走其上之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对象和载体。新文化地理学认为，现实世界的文化并不完全依靠对其物理特征的记录来呈现，要体会现实世界的文化，还需要阅读地方文本和异地文化对本地文化的观照以及二者传递给人们的文化意义才能完全获得。相关的文学创作并不仅仅是对各类古迹之物理特征进行记录和呈现，更多的还借助对各类遗迹的描写再现主体心中的世界，并且在创作中，通过对某处古迹的辨认，借助想象和记忆，进行精神领域的场景复原，并通过探听乡老耆旧的口头转述和阅读地方文本，进行与相应的异地文化经验进行比照，传达出作者面对丝路文化遗存的细微感受。其在作品中，通过对各类遗存的书写，既可再现具有典型色彩的地方景观，也可对丝路沿线的民众生活有较为逼真的片段描写，同时，通过行走其地与书写其景，也对当地文化具有打捞补救之功效。
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快车道和高速通道，既具有向外的辐射力，也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丝路沿线看似分散的诸多人文遗存，最终却因这条通道的存在而内在地具有了各种联系。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特定地理位置的具体人文遗存，首先需要将其置放于丝路文化交流的语境下予以处理，并力求呈现其动态的意义而非静态的孤立存在，力求将微观局部研究统摄于宏观视野之中，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使研究内容“形散神不散”，使丝绸之路不仅呈现出政治、商贸、文化交流快车道的面貌，也展现出其文学创作和交流之高速通道的特征。
具体而言，隋唐时期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如韩休《驾幸华清宫赋》、李华《含元殿赋》、李白《明堂赋》、高盖等人的《花萼楼赋》，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初盛唐繁盛一时的宫体诗写作也是以两京的宫殿群为写作背景的，展现出大唐的庄严和威仪。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对“河西四郡”的开拓，是汉代国力强盛的重要标识。唐代文学对此地遗存的描写，多“以汉喻唐”，体现唐人豪迈进取的精神和文人疆土意识的拓展。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对华清宫的反复书写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时代与风物的盛衰变化，而华清宫所呈现出的多元化面貌，其推手无疑是参与创作的文人。再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另如丝路南道上的精绝国，虽被灭数百年，却与楼兰一样，在唐代获得了文学新生。
当然，此种重生是以减弱其历史性为代价的。由于文学文本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作家往往根据其对一个地方的感知和个人的精神需要，创作出再现该地方的文学文本。在文本传播过程中，使其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也得以流传。其积极作用是使得人们开始认同这个地方的地方性，而消极作用则是使当地的地方性模糊起来。“我者”认同自己的地方多是依据在本区域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环境的耳濡目染，其次才是文本。“他者”对一个地方性的认识也可以不通过文本，深度的考察、旅游等经历也可以使得“他者”对一个地方性产生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地方性必然是以文本形式体现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地方人们共享的文化财富，从此角度看，丝路文学创作对于丝路文化既有加强与推广之功，同时，文学文本对于丝路沿线地方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这种两面性的存在，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旅游开发、地方文化建设中，都需要引起关注。
总体而言，丝路沿线的文化遗存与文学书写存在着互涵关系。文化遗存内涵左右着隋唐文学的西域书写，而与此同时，此种书写，由于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对西域相关文化遗存之内涵的丰富与层累有推动之功。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