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祖籍印度加尔各答，1967年生于英国，3岁随父母移民至美国罗德岛，父亲是图书馆馆员，母亲拥有艺术学硕士学位。出生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拉希莉自幼便显露出杰出的文学天赋。成年后，她辗转多地求学，先在纽约的伯纳德学院学习英语文学，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多个学位，甚至取得了文艺复兴研究的博士学位，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拥有如此知识背景的小说家，写起小说来却没有刻板的学院派气息。她的小说注重细节，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物的情感波动和文化症候。
从“移民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的范畴来看，我们很容易将裘帕·拉希莉和基兰·德赛（Kiran Desai）、“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萨尔曼·鲁西迪、奈保尔、石黑一雄）等人划归同一阵营。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标签将裘帕·拉希莉归之麾下，都难免犯本质主义的错误。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对文学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她不断地“穿越边界”，在叙述“低地”的同时，也构筑起了一块文学“高地”。
异乡人、命名与重塑自我
《同名人》是裘帕·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在这部作品中，裘帕·拉希莉叙述了一个印度家庭两代人长达三十年的移民生活，通过姓名这个线索，勾勒出日常生活中两代人的孤独与爱，寻找与错失。小说具有广阔的社会空间：波士顿、曼哈顿、加尔各答、克利夫兰，第三人称的使用、不同视角的切换，对“互文”的娴熟使用以及埋伏在故事里的野心，都充分显示，这是一位出手便很成熟的作家。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Interpreter of Maladies，2000年普利策文学奖）所涉及的文化悬置、“异化和同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梦”等主题开枝散叶，在《同名人》中长成一株茁壮的植物。
有趣的是，《同名人》也讲了一个“继承”的故事，但不同于基兰·德赛《继承失落的人》（The Inheritance of Loss，2006年布克奖），后者处理的是印度独立以后如何“继承”殖民地历史文化的问题，关注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张力。《同名人》显然与此有别，它叙述的核心是“果戈理”这个名字的继承问题，这也是小说题目（The Namesake，指“同名同姓”）的由来。这一“互文”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推动力。
果戈理对艾修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热爱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一次火车脱轨事故险些让他丧命，奄奄一息之际，他举起了手中的《外套》。正是这个姿势让他被搜救人员发现了，从而死里逃生。经历了事故，劫后余生的艾修克决定离开印度，前往美国求学，此其一；其二，按照孟加拉人的习俗，每个人都有“小名”和“大名”。小名具有私密性，是“朋友、家人和别的亲近的人在家里和私下无人时叫的名字”，“大名”则出现在“信封、文凭、电话号码簿和所有公共的地方”。然而，当阿西玛（艾修克的妻子）外婆寄出的信（里面带有她为新生儿取的小名）丢失后，故事就此走向不可挽回的“错误”：为了临时填出生证明，艾修克灵机一动，将“果戈理”赐予刚出生的儿子。这一命名行为，既带着艾修克对祖父的怀恋（是他赠予艾修克果戈理小说集，并将他带进了俄国文学的世界），又饱含着艾修克对儿子的疼爱，“命名”意味着新的开始，是一项仪式。然而，恪守孟加拉习俗的艾修克却在阴差阳错（信件寄丢）的偶然情况下，打破了这一界限。从此，谬误和错位降临到了儿子身上。
名字的错位意味着身份认同的错位。年幼的果戈理对他与众不同的姓名感到困惑，小说中果戈理经历了三次“命名”行为。第一次是出生时，第二次是入学时。父母煞费苦心为他取了尼基尔（Nikhil，意为“完全而包容万有之人”）。但是果戈理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最终，他叫回了果戈理（这次，果戈理成了“大名”）；第三次改名则发生在大学入学前。随着年龄增长，果戈理越来越被美国文化同化，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伦不类”，愈发困惑和厌恶。当艾修克引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句“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来的”，果戈理依然无法认同：“他讨厌他的名字又古怪又难解，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既不是印度的也不是美国的，却偏偏是俄国的。”最终，他向法院提起申请，从法律意义上正式改名为尼基尔。这也意味着果戈理独自探寻其文化身份的开始，也是他远离印度文化的重要一步。
不过，父母加诸果戈理身上的期待和诉求，令他一直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不定。对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果戈理觉得这些人特没劲，老是谈及什么‘边缘性’，仿佛那是一种病状似的”。得知果戈理经历一场火车延误后，艾修克第一次袒露心迹，向儿子说明他保留多年的秘密。这是果戈理和父亲的第一次和解，第二次，则是在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果戈理独自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收拾父亲遗物，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明白父母当年远离故土在异乡生存的苦楚。
由此可见，如裘帕·拉希莉所言，“异化”和“同化”的张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双螺旋”。当果戈理奋不顾身爱上麦可欣时，他爱上的是麦可欣一家所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情调。小说叙述果戈理搬进麦可欣家，不管从故事逻辑还是象征意义上，这样的行为都意味着一种“异化”，或者说“背叛”，但实际上，一切不过是幻觉，果戈理最终无法融入麦可欣的家庭，他不过附属在一套美国式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之上，是个“附属者”。
就此，“同名人-互文-身份认同”构成了清晰的叙事逻辑链，《同名人》的重心也一直锚定着“名字”的核心事件，所有情节（果戈理恋爱、婚姻、离婚、与父亲和解等）都围绕着“果戈理”展开，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自由”与“禁锢”这一永恒的命题。
果戈理出生、成长在波士顿，他的文化基因是美国的，但根深蒂固的印度文化又禁锢了他，使他在试图挣脱的同时陷入深深的迷惘。离开麦可欣遇见毛舒米后，果戈理对于自身的困惑或多或少得到了解答。毛舒米也是印度人，出生在英国，自幼移民到美国，但她却比果戈理更有反抗意识，相似的经历和背景使他们最终走到一起，不过毛舒米深知：“我们都属于那个孟加拉大家庭，他们在这个幻觉中把我们拉扯大。”毛舒米的观点，是射向果戈理的一支利箭，让他明白，所谓的族裔、民族、文化身份等，既是实体的，同时又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幻觉”），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我来自哪里，我是谁？”）岂是这些外在的概念所能囊括的吗？从这个意义上，毛舒米是果戈理的“对位”，是他的一面镜像，她比果戈理更勇于反抗自己不喜欢的事：求学时，她违背了父母要她修读化学专业的夙愿，转而投身法国文学。她沉湎在第三国语言、第三种文化里，那里成了她的“避难所”。
与其说《同名人》书写了文化差异中“异乡人”的困惑和抉择，不如说它讲述的是个人如何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故事。面对命运的偶然和不确定性（比如父亲因为火车脱轨，决定远离故土；父母丢失了外祖母取的名字，偶然将儿子命名为果戈理等），果戈理一直苦苦挣扎，他努力去纠正生命的偶然和错误，重新塑造自我，但这一名字始终如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至此，“同名人”具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它既指向不可抵抗的命运，也指向所有困厄的个体。
“低地”与“革命的第二天”
《同名人》的叙事起于1968年（有心的读者必然会联想到“全球1968”）,当时的中国、古巴、越南、乃至欧洲（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都掀起了一阵革命旋风，反对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追求平等……这一切使这个特殊的年份成为全球政治气候转变的风向标。无独有偶，到了《低地》，原本只是背景的时间走向了故事前景：“纳萨尔巴里运动”、“联合阵线政府”、革命、暴力、平等、民主……《同名人》中没有涉及的广阔的历史，被裘帕·拉希莉的目光逡巡着、注视着。
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兄弟俩苏巴什和乌达安自幼生活在贫困、肮脏的“低地”，面对革命的发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异的态度：弟弟乌达安向往革命，对托利俱乐部（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对革命的向往，对反抗剥削制度、推翻统治阶级、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社会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方可得到解释；与此相对，苏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务实，对乌达安所从事的一切革命行为，都充满了困惑，最终他负笈美国，远离了“低地”。
在骚乱和暴力不断升级的阶段，受纳萨尔巴里运动（Naxalite movement，指印度共产党人在1967年发动的农民武装斗争，1971年因印度政府镇压而宣告失败）感召，乌达安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倾向也愈演愈烈。对他而言，能否取得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国家的不平等和落后，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压迫。这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人道的。”他与高丽相爱，在极端主义思想的侵染下，竟利用高丽为他监视警察，并最终将一名警察秘密杀害。
这也导致乌达安被警察拘捕，成为这场被“误导的革命”的牺牲品。乌达安的父亲、母亲还有新婚的妻子高丽，亲眼目睹子弹打穿乌达安的身体。得知弟弟被杀害的消息，已在美国求学的哥哥苏巴什不得不返回加尔各答，最后以婚姻的方式，保护了高丽，将怀有身孕的她带到美国。裘帕·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内，就勾勒出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兄弟俩背道而驰的人生选择、高丽的独立性，都为后文的叙事埋下了伏笔。
相比《同名人》大量繁复、细致的“互文”，《低地》显得更为克制，后者不论叙事语言还是场景、细节的描写，都比《同名人》有了长足的长进。这次，没有巨细靡遗的心理呈现，也没有对人物身处的环境作细描。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对冷静、客观的语调细细道来。
当高丽随着苏巴什抵达美国开始新生活时，这部小说才真正拉开序幕。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发生后掀起的滔天巨浪，即所谓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言的“革命的第二天”（或译为“革命后一天”）的问题：革命观念仍然给一些人施了催眠术。
但真正的问题出现于‘革命后一天’。那时，世俗世界将再次闯入意识领域，面对难以驾驭的由物质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将权力传给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观念。因此，人们发现，一个革命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不断陷入持久革命的骚动中。革命发生以后，个体如何应对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创伤？这才是《低地》聚焦的问题所在。
在《低地》中，无论是高丽、苏巴什，还是高丽的女儿贝拉，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在扭结、错位的状态：乌达安虽然死了，但他的幽灵无处不在；苏巴什渴望和高丽重组家庭，但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乌达安的“替代品”；而高丽在丈夫死后，囿于精神和心灵的创伤，一直无法坦然接受新的婚姻。她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乌达安死去的1971年（也即纳萨尔巴里运动被镇压的那年）。乌达安死后，高丽意识到自己是他的“共谋”，而乌达安却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使她免于灾难。时过境迁，即便换了新环境，高丽仍旧无法释怀。她对哲学的热爱，对独立生活的渴望，最终使她抛弃了家庭，在完成博士学业后，独自前往加州生活，从此杳无音讯——给女儿贝拉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精神伤害。
贝拉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她的人生追求和家庭、婚姻关系无关，大学毕业后，她四处游走，辗转不同的牧场和社区工作，过着一种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残酷的“谎言”当中，为了保护贝拉，苏巴什和高丽掩盖了乌达安是其生父的真相。他们制造的谎言是革命、历史、家庭、兄弟情义和无可奈何的爱的产物，当贝拉意外怀孕并决定将婴儿生下来时，苏巴什意识到，如果不戳破这个谎言，那么伤害将遗传至下一代，然而对生活在谎言中的贝拉而言，“这个谎言拒绝容纳真相”，这也是她始终无法原谅母亲的原因所在。
时间迷宫与小说的“奥德赛”
可以说，命运的轮回和重演，是蔓延在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一条隐含线索，也是《同名人》和《低地》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一主题，尤其体现在高丽身上，她对探究时间的痴迷以及她对重塑自我的追求，赋予这部小说更迷人的光晕。
高丽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循环时间异常着迷，“在英语里，过去的是单边的；而在孟加拉语里，昨天对应的单词，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语中，你需要一个形容词，或者依靠动词的失态，来区分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那里。上帝是永恒的，但时间被人格化为死亡之神。”对高丽而言，她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重置时间，遗忘过去的努力，“有了孩子，时间就会重置。我们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遗憾的是，时间笔直向前，发生过的永远无法更改。这也使得《低地》在探讨命运、家庭关系的同时有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时间为这部小说织就了一张“巨网”：《低地》八个篇章的叙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视角的转换，叙事人利用小说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视角推动情节，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因此，不同的时间、故事片段、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构成了巨型的时间迷宫，只有读到最后，我们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这是《低地》更为成熟之处，没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叙事指向，它所营造的“迷宫”和悬念，吸引读者一路追逐，并最终抵至故事的核心。
对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革命暴力的发生地，也是乌达安被逮捕的地方。当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就会从高处流向低处，这是对低地作为表层的地理空间的意义，而延伸开来，低地还是一个叙事的装置，读《低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叙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样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运最后走向如何，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比如高丽，故事的结尾，她最后回到了加尔各答，回到了低地，试图寻回过去。
《低地》中几乎所有人都从这里出发，而小说的叙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终都会回到“低地”中。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个叙事的装置，一个地缘政治空间，一种历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远离印度，却时刻心系着故土。通过对时间的追寻和重构，借助《同名人》和《低地》这两部小说，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奥德赛之旅。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