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宗璞的《野葫芦引》第四卷《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现了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2018年，宗璞完成了《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第四卷《北归记》的最终改定，说要“告别”。
这一年，宗璞九十岁。
从各种意义上，这是部不可能完成的小说。
写《北归记》的宗璞双眼一只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耳朵听不大清楚，半边身体不太听使唤，每天能用来创作的时间很少，可能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中，还要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和《北归记》的责任编辑杨柳聊到这里的时候，杨柳不知说了多少次“太难了”。
这事经不住细想——可能整篇小说，至少大部分的文字要准确地打好腹稿，在心里先写过一遍，不可能是想到这句，说出来，再想下一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她没办法查阅任何资料，只能将一切信息都记在心里，随时调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东藏记》以来，这二十多年来，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滚雪球式写作
“读小说的时候你顾不上去体会创作者的心路。我已经尽力去体会了，假如这个事儿是我，就没招了，这个事就办不成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儿，就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耐心和韧劲儿，也坚持不下来。”杨柳细细为笔者解释，“第一要不厌倦，要不断地去找，一般的大脑肯定不行，有的脑子行，但是懒得做。更不用说‘写’一会儿头就晕了，就要去躺着了，不‘写’小说的时候虽然不讲不说，但脑子要不停地想。这种写作的方式非常了不起，让人敬佩不已。”
杨柳说的“写”，其实是“口授”，她特别强调这个用词“口授”，不是“口述”。
从《东藏记》的下半部开始，宗璞眼睛就不行了，其间经历数次视网膜脱落。开始的时候，她勉强用两个电脑屏幕，那边打了字传到她那面前那台上，字号放到最大。后来电脑也看不清了，就打印到纸上，一号字，拿个放大镜看。再后来彻底看不见了，只好让助手一字一句念给她。
杨柳感慨，这简直难以想象。首先记忆力要特别好，她念三行就得记住三行，小说写了三十年，人物是贯穿始终的，情节轨迹也是接着的，哪个人物在《南渡记》里什么样，跟现在的《北归记》都要对接上。其次，对于记不那么准的地方，也要知道大概是在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助手去找，找到再念给她听，找不对就接着找。
以《北归记》为例，宗璞先“写”两章，把架子搭起来，再不断往里添东西，差不多了就发给杨柳让她提意见。她把修改逐条记下，同时不断写新的内容。杨柳感慨，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改”是比“写”更难的事。这样来来回回，流水作业，用宗璞自己的话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全弄完之后再捋，“滚”很多很多遍。这四卷长篇真是就这么“滚”着慢慢丰满的。用笔写和口授在表达上肯定会有差别，但让人惊讶的是，阅读时竟不会有明显的不自然的地方，不会察觉出这是“口授”的小说。
“有些人写回忆录是说出来让别人整理，她不是。她写小说必须是创作，她说的不是普通的语言，说出来就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一个梗概。”杨柳说，口述的人很多，但用这种方法直接创作的人，能说是唯一的，但她从未见过。“很多年前听说刘白羽的《风风雨雨太平洋》也是口授，但他是看得到字的，记下来还可以看。”
从南渡到西征
《南渡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的一场婚礼中开场，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1937年，宗璞9岁，父亲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动笔时，是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间。那时宗璞年近六旬，早已成名，《紫藤萝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等作品家喻户晓。
《南渡记》第一、二章以“方壶流萤”“泪洒方壶”为题在《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五、六月号连续发表，当时名为《双城鸿雪记》。后来因为朋友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便改为《野葫芦引》，宗璞对此名的解释是：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
宗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始计划这部小说，但六七十年代写作中断了，思想解放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对她说，你已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写作上已做好准备，可以开始写了。
杨柳是宗璞口中“三十多年的老战友”。杨柳和宗璞差三十岁，三十年前，在《南渡记》之后的《东藏记》接手成为宗璞的责任编辑。《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宗璞开始创作对她可能最为艰难的一卷《西征记》，这部小说开始直接描写抗日战场，写了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其间因种种事务搁置，2005年，她再次提笔“西征”，但担忧更甚。“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宗璞在后记中写到，一九八八年，她独自去了腾冲，去了国殇墓园，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大哭一场。二十年后，她完成《西征记》的时候，觉得自己对历史有了交代。
笔者读大学时，与宗璞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宗璞还居住在北大燕南园57号，她的父亲冯友兰的“三松堂”。因为学院刊物的采访，笔者在一个午后穿过静谧到已有些萧瑟的燕南园，许多小楼都曾住着不同寻常的人物，那时却大都已长满爬山虎，野猫出没，满地落叶堆积。57号院的鲜花盛开便显得如此不同。那时，正在门口晒太阳的宗璞先生没有拒绝这个不到二十岁、冒冒失失、背着双肩包闯入的陌生访客，可能是学生的身份为我加涂了一层保护色，也可能是她那天刚好闲暇，心情愉悦。具体聊了什么已不大记得，算算时间，那是她即将完成《西征记》的关键时刻。
在艾江涛的《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一文中写到，“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有作者印痕的八九岁的女孩子嵋。”因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大家津津乐道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号入座，有人猜宗璞是“嵋”，有人猜是“峨”。“我觉得庄无因教授身上就有杨振宁先生的影子，在西南联大，少年时便聪明过人，长得又帅，又有才华，但他绝对不会是杨振宁。”杨柳说，文学人物肯定是有原型的，但一个人物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型，一定是综合了很多人和很多故事的。
和死神赛跑
《北归记》写了不到一半，宗璞突然脑出血，在ICU住了许久，杨柳能感觉到，她说话都有点不清楚了。“这一部书完全是在和疾病斗争中完成的。尤其是写后一半时，我已患过一次脑溢血。走到忘川旁边，小鬼一不留神，我又回来了。上天垂怜，我没有痴呆。”宗璞说。
“我当时觉得这个写不完了，写到这份儿上我觉得就甭写了。”杨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觉得如果真的就这么断了，太遗憾，因为再没有人有她那样的经历，也有能力将这段历史写出来。
奇迹般的，宗璞不但没有“痴呆”，她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挺过去了，记忆力也没有受太多影响，慢慢地恢复一段时间后，她继续写《北归记》。情况更艰难，万事靠别人帮忙（这个“别人”，就是助手也一直在换，也不是都从头到位熟悉整篇小说的）。
厄运与她绕肩而过，或许是老天不忍看到这部作品永远成为遗憾。“她总说我们记性不好，她自己对各种事都记得特别清楚，她看过的东西，跟人的谈话，都不会忘，跟她在一起会有压力，因为你忘了的事她都记得。”唯一的问题是头晕，宗璞现在每年都去医院检查，但查不出头晕的原因。既然晕是常态，就得不断休息。也不能完全休息，她脑子里不断地在想这些情节，灵感一来，让人赶紧记在纸上，但也看不见纸上记了什么，还得在心里记一遍。
杨柳反而放低了期望，能不能写完顺其自然，她知道这事儿不能着急，着急也没用。可宗璞心急如焚，知道自己是在和死神赛跑，要更快一点、再快一点。她总抱怨写得太慢，这样的速度到底写不写得完？杨柳作为编辑反倒劝她别着急，“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只要能写就行”。
宗璞这三十三年断断续续地写，一本书写七八年，距下一本书再间隔七八年。其间她经历了家中诸多变故，1990年父亲离开，2004年丈夫离开，她长期在病榻照料亲人，自己也间或生病。她摇摆于小说与现实的矛盾中，因为要照顾家人，不得已长时间中断小说创作——不写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投入创作时又过于专注，忽视了身边亲友，照顾不周。这两件事从两头扯着她的手，恨不得将她分成两半，她也深深愧疚，“常感被分割之苦”。
说完告别后
《北归记》后记中宗璞引用冯友兰的话：“人必须说了很多话，然后归于缄默。”“我现在是归于缄默的时候了，但是要做两种告别。”宗璞写道，一是告别她经过的和所写的时代，写一部书也是重新活了一次；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
宗璞说“告别”后，有些高兴，但并不轻松。“生活在继续，我也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继续。”宗璞写。宗璞原计划写八部作品，此前只完成了前四部。为了原计划的后四部，她向上天祈求时间。今年，她将后四部尽力浓缩进一部《接引葫芦》的小说中，算是梗概式地交代了《野葫芦引》中主人公的归宿。她并不满意，但故事也只好以这种方式告一段落。
“归于缄默”的宗璞并没减弱对生活的期待。宗璞的内心并不老，相反，她对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好奇，信息量很丰富，社会上、文学圈发生的事情，都求知若渴，跟朋友们什么都聊。“现在跟她说话声音得越来越大，但她不是说这个困难我就不做了，年纪都这么大了，就好好生活就行了。”杨柳说，这可能是她的本能吧，她并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僵化的”老人，脑子里有各种很有意思的想法，对所有事都充满了兴趣。
如今宗璞安居昌平郊区。拌菠菜时，她让保姆在里面放点蟹黄瓜子，很得意地说，这个方法是我发明的。杨柳跟她说有家饭店的烤鸭好吃，她说，那下次咱们去吃呀。上次见到杨柳时，她说，我该出去玩了，我要周游世界，我还没去过俄罗斯。今年夏天她去了趟天津，住了一晚上就回来，其实她什么都看不清，问她干什么去了，她开心地说，坐了坐火车。
“她现在是左半边身子有点不听使唤，这是年轻的时候做放疗的后遗症，那时候不明显，可能把一些神经伤到了，随着年龄到了，越来越不灵了，平衡不是很好。”杨柳说，这位“耳不聪，目不明，行动不便”的老人虽然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是干不了的，走路都需要人扶着，但她想的是“现在我可以玩了”。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很打动人。宗璞调侃自己是“一个东倒西歪人”。但她还在写作，不写长篇了，就写散文，写诗，不断发表小说。
冬天来了，宗璞并没有停止思考，她在等下一个春天。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