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大众习以为常的、深刻影响大众认知和行为的“普遍共识”——“社会叙事”：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应该追寻真爱、应该养育孩子，等等。这些“美好生活的神话”对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都会影响我们。有时它们确实能给生活提供指导，让我们活得更简单、轻松。

保罗·多兰在《叙事改变命运》一书中对此提出质疑，保罗·多兰认为，这些传统的“社会叙事”本质上还是“故事”，并非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保罗·多兰，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测量国民幸福感小组研究员，英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幸福咨询论坛成员，国际知名的幸福、行为和公共政策专家。

本书从经济学、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对“社会叙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追求”“关系”“负责”三部分进行讲解，试图重塑人们对“社会叙事”的认知，并尖锐地指出：大众常常被默认为正确的“社会叙事”所欺骗和蒙蔽，从而不知不觉地陷入“叙事陷阱”——那些“社会叙事”可能是谎言。

多兰对长期以来影响我们认知和行为的“社会叙事”传统观念进行了剖析，使读者得以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并了解正确的认知和行为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生活得更幸福。“克服由社会叙事驱动的错误偏见，关键在于关注幸福。重要的是我们经历了些什么，而不是我们声称自己经历了些什么。对幸福持续监控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可以采用经验法则来解决。遵循本书中讨论的社会叙事有时能减少痛苦，有时却不能，还有些时候无从得知。我并不是要你放弃这些叙事，不再将其作为自己的原则。与建议你盲从叙事一样，让你放弃叙事也是愚蠢的行为。对于叙事来说，何时该坚定，何时该放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位置不同，背景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是否越富有越幸福呢？本书认为，越富有并不一定越幸福，原因之一是我们身边的对照群体也“水涨船高”了。仰望那些更富有的人能给人激励和希望，但大多数时候却会使人烦恼和沮丧，并对现状不满，特别是我们开始心生嫉妒时。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大幅改善人的命运吗”的著名论文。在世界多个国家开展了关于幸福感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全面调查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在《金钱与好的生活》一书中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是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心理实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判断自身相对富裕的标准是国家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否则，中等收入国家的幸福水平将持续低于高收入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虽然实际工资上涨了，但民主德国工人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反而觉得没有以前幸福了。多兰建议，如果你不是为了收支相抵而挣扎，那就控制住那些鼓励你无休止地追求更多钱的社会叙事。

人们不仅自己会对社会叙事信以为真，还把不按常理出牌者视为另类，并试图将其同化。多兰表示，我们不仅想融入叙事，还对那些不融入的人表示不满。事实上，现有的一些脑成像研究表明，人们在“惩罚”那些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人时会感到很高兴，甚至愿意自掏腰包来“惩罚”这些人。

有意思的是，本书还指出，我们关于叙事和幸福之间权衡的研究结果——比起为朋友做选择，人们在为自己做决定时更受叙事驱动。因此，给朋友提出建议时，叙事的影响可能有所减少。时不时可以听取朋友的建议，也可以给朋友提提建议。长此以往，每个人都会从叙事中渐渐抽身，获得一些自由。古老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改为“己所不欲他人之事，勿施于己”。说得有道理。我会支持朋友选择独身，而轮到我自己，我却不敢。劝得了他人，却劝不了自己。劝他人时，我们会说的头头是道，表现出应有的理智与宽容，然而事情轮到自己身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说归说，做归做，一切照旧。

对他人的要求的社会叙事，自然绕不开对子女的人生选择起到重要影响的父母。多兰写道：可以说，父母在影响他人行为方面可谓一骑绝尘，他们极为坚定地认为孩子应该按照本书中讨论的叙事来生活。不仅仅是（有时甚至根本不是）因为父母认为这些叙事能让孩子幸福，还因为他们想让自己开心。原来，外国的父母也这样！多兰最后建议：“我希望所有做父母的，都能允许孩子追求对自己有益的生活，不去考虑是否遵循叙事，也不要考虑做父母的对孩子遵循叙事的感受。”

来源：光明日报